03
服饰的美不仅仅表现于色彩，还表现于式样。宋朝城市居民对服饰限制的突破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式样上的大胆僭越。
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太常少卿扈偁反映：“近岁，士庶之家侈靡相尚，居第服玩，僭拟公侯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服饰上僭拟公侯，这就超越了许多等级。南宋宁宗时情况更为严重，都城内外，衣服无常，那些应该穿皂衣的仆役小吏也穿戴高巾大袖，混杂于士流，民庶的妻妾头冠上也插满珠翠，僭拟贵族。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僭越之风越刮越大，那些头痛的保守派也无可奈何。
反限制的另一种表现，就是士庶们追求新奇的造型。司马光以为当时人们普遍地“愈厌而好新，月异而岁殊”（《温国文正公文集》）。正是这种好新求奇的风尚，驱使人们触犯服饰的约规，“巧制新妆，竞夸华丽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东京最富有的大桶张氏之子，“固豪侈，奇衣饰”（《清尊录》），可见其豪侈之外，也注意奇。“自淳祐年来，衣冠更易，有一等晚年后生，不体旧规，裹奇巾异服，三五为群，斗美夸丽。”（《梦粱录》）
市井的年轻人追求时髦远远超过了其前辈，这是自古以来颠扑不破的规律。北宋东京青楼妓女们新制了一种前后开胯的“旋裙”，对传统的裙子来说这确是叛逆，但是穿上它便于骑马，后来人们争相仿效，连上层的士大夫也爱上了。此外，这个时期出现的妇女上衣“密四门”，前后左右开四条缝，用带扣约束。宣和年间，宫女们制作的“任人便”，是一种贴身的小衣，也是前后左右开四条缝，用纽带扣住，因为穿用方便，终于大为流行人们的头顶，地盘虽小，位置却特别重要。
宋王朝政府对这块地盘的装饰表示了加倍的关注。太宗下令：“幞头巾子，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。妇人假髻，并宜禁断，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。”（《宋史》）官方的禁令总是气势汹汹的，规定也十分具体。
宋朝城市中的女性，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市场中的女性，竟然大胆地无视皇帝的最高命令，费尽了心思不断地寻找新的刺激。假髻、高髻照样扎，团冠、高冠照样戴，而且花样翻新。仁宗时期，流行一种白角冠，冠子的脚长达三尺，插上一把白梳子，也有一尺见长。这可把那些正统的批评家吓呆了，他们频频惊呼：“妖孽！妖孽！”南宋陆游去四川，在三峡地区就看到“妇女未嫁者，率为同心髻，高二尺”（《入蜀记》）。
△陆游像
北宋末年，东京城里的妇女发式更是多变。周煇说，他孩提时代看到的妇女装束，几年一变。（《清波杂志》）袁褧父子也说，首都妇女的梳妆打扮，在徽宗时期就变了几变。崇宁年间，流行大鬓方额；政和、宣和之际，又流行“急把垂肩”；到了宣和年间，则变成了云尖巧额，鬓角插上一支金凤，小户人家的女子则剪一些纸花来装点青丝。（《枫窗小牍》）
04
追求服饰新奇的另一种倾向，就是大胆地吸收外域服饰的一些成分，在这个小天地里进行“民族融合”。“茶褐、墨绿诸品间色，皆胡服。”（《癸辛杂识》）北宋庆历年间，东京城里，包括士大夫和老百姓，有人仿效胡人衣装，裹番邦式的头巾，穿青绿色的衣服，马上也用番邦样式的鞍辔。妇女们也学着穿番邦铜绿色、兔褐色的衣装。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把仁宗皇帝气得七窍冒烟，他大发雷霆，限令开封府在一个月之内禁绝这种叛逆行为。
可是到了北宋末年，东京城里又刮起了一股穿胡装的风。从大观年间起，经政和一直到宣和年间，市井间有人戴番式毡笠子，穿番式战袍，系番式腰带。宣和元年（1119）正月初五，宋廷下诏：“先王之法坏，胡乱中华，遂服胡服，习尚既久，人不知耻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“习尚既久”，可见并非一阵子的时髦。
其实各民族的服饰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，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产，彼此吸收渗透是完全正常的历史现象。战国时代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就有着不可低估的良性历史影响。宋朝东京的市民未必讲得出这个道理，但他们的行动却是符合这个道理的。沈括以为：“中国衣冠，自北齐以来，乃全用胡服，窄袖绯绿短衣，长靿靴，有蹀躞带，皆胡服也。”（《梦溪笔谈》）可见汉族服饰吸收外族服饰成分由来已久。
△南宋陈居中《 胡骑春猎图》
05
在服饰上表现权势与富有，历来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宋朝，服饰的富有美就成了更大的热门。一些没有权势的平民，包括有钱的或者钱囊不大的，也都狂热地追逐这种时尚，寻求高档装饰，花钱装点漂亮。
北宋末年，蔡薿在奏章里说：“臣观辇毂之下，士庶之间，侈靡成风，曾未少革。富民墙屋得被文绣，倡优下贱得为后饰。殆有甚于汉儒之所太息者。雕文纂组之日新，金珠奇巧之相胜，富者既以自夸，贫者耻其不若。则人欲何由而少定哉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
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太常少卿扈偁说：“珠琲金翠照耀衢路，约一袭衣千万钱不能充给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南宋王迈也说：“妇女饰簪之微，至当十万之直，不惟巨室为之，而中产亦强仿之矣。”（《臞轩集》）
花十万钱买一件首饰，花千万钱买一件衣服，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。较为普遍的讲究，是用黄金珠玉来作装饰，于是使用金箔线、贴金、销金和泥金等办法，企图把头饰、服装打扮得富丽堂皇。“近者士庶颇事侈靡，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
其实，禁止是无济于事的。 只要社会经济，特别是商品经济在发展，只要社会不再回复到极度贫困的岁月，追求服饰富丽的倾向就会始终存在。
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《大宋梦华：宋朝人的城市生活》，作者李春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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